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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教科书：教育转型发展的必选项******

　　【世界教育之窗】

　　作者：牛楠森（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特征，因而世界各国都把数字化作为经济发展重点，覆盖经济社会发展全领域。教育作为影响国家当下和未来政治经济社会全方位发展的重要因素，更是数字化转型发展的关键领域。新冠肺炎疫情的发展，也使得线上线下混合学习成为全球教育不得不采用的新形态。可以说，顺应经济数字发展要求，满足学生不受时空限制的大规模学习需求，教育数字化转型已成关乎世界各国教育生存发展的必选项。

　　数字化教材的开发与使用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撬动因素之一。数字化教材，即以数字形态存在、可装载于数字终端阅读、可动态更新内容、可及时记录交互轨迹的新型学习材料。数字教材是国家教材的新类型，既有教材的一般属性，即它是关联教与学的核心纽带，是国家教育方针的落实载体，也有信息技术产品的一般属性，即开放性、个性化、交互性等。因而，数字化教材被视为撬动课堂教学改革及教育改革的重要支点，是教育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世界各国基于各自国情基础和需要，积极探索数字教科书的应用、推广、师资培训、使用效果和评价指标，以构建本国的数字教科书使用体系，保障数字教科书的科学有效使用。

　　政府是数字教科书的主要推动者

　　数字教科书不同于一般的数字教育资源，隶属于教科书系列，事关“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因此，世界各国多由政府直接或间接通过专项计划的形式来推广本国数字教科书的使用。

　　韩国是世界上较早推行数字教科书且已有成效的国家之一。这同韩国政府二十年来的持续推行密不可分。早在2002—2006年，韩国政府便开始探索建立数字教科书模型。2007年，韩国教育部宣布实施中长期“数字教科书商业推广计划（2007—2011）”，开始进行数字教科书试点，测试数字教科书应用于课堂教学的有效性。2011年，韩国教育部宣布“促进智慧教育的行动计划”，主要任务便是开发和应用数字教科书。2013年，韩国宣布“数字教科书开发和调整计划”，正式启用数字教科书教学，课堂上数字教科书与纸质教科书并行使用。2016年，韩国教育部公布“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的国家指定/授权中小学数字教科书分类（提案）”，开发易于实施、以学习者为中心、多媒体分级的数字教科书。2018年，数字教科书逐步在普通学校全面推广和应用。根据韩国教育研究信息院2021年发布的教育白皮书，从2014年到2021年，韩国全境使用数字教科书的中小学由163所增长到10755所。

　　法国政府较为重视在农村地区推行数字教科书，以提高农村地区教育质量和全国的教育公平水平。2009年，法国政府拨发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农村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即“数字农村学校项目”主要用于农村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同年，法国政府推行了一项数字教科书试点计划，向来自12个学区的69所初中的一、二年级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包括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等学科。该项目于2016年5月结束，累计为15000多名学生和1500多名教师提供了数字教科书。2016年，法国教育部又联合投资总署实施“创新的数字学校和农村计划”，用于支持农村地区小学的教育数字化创新发展，进一步完善农村地区学校的带宽等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法国教育部下属的教学项目、教师专业发展和数字发展办公室负责数字教科书推广相关工作，如开发在线平台、组织教师培训并提供多学科课程教育资源。

　　美国的数字教科书推广也是政府行为，但由州政府先发起，联邦政府支持肯定，再颁布全国计划。美国第一个数字教科书项目，是时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阿诺德·施瓦辛格于2009年提出的“免费数字教科书计划”，同年，加州法案通过允许K-12公立学区为学生提供数字教科书的规定，允许地方购买达到国家规定的幼儿园和1—8年级数字教科书，以及达到州政府标准的9—12年级数字教科书。2012年10月，时任美国教育部部长阿恩·邓肯呼吁全国学校尽快采用数字教科书。随后，美国教育部与联邦通讯委员会颁布《数字教科书指导手册》，构建了数字教科书建设的系统框架，用于指导全美的数字教科书事业发展。但美国政府并未全权领导和推动数字教科书事宜，2001年成立的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是主要的执行推动者，该协会以推动全美教科书电子化为使命，并同美国各州和地方政府形成长效合作机制，发布《美国数字化教科书发展报告》，提供相关的数字教科书资源和软件，引领和支持各州的数字教科书发展。

　　数字教科书有效运行需要持续投入

　　数字教科书的数字属性，对国家信息化水平、校园和家庭信息化条件、终端设备等均提出了要求。同时，信息技术发展迅速，基础设施更新换代率极高，进一步抬高了数字教科书的使用成本。面对这个客观现实，各国的应对策略不同，但均持多元路径、积极投入的态度。

　　法国在“数字教育战略”规划下，为加强学生数字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和激发教学创新，在学校的数字化基础设施和设备上投入了大量资金，2013—2017年便投入了约23亿欧元，为中小学师生配备高水平的数字化和网络数字设备。

　　德国2019年正式启动“中小学数字化协议”项目，计划此后五年每年投入5亿欧元用于学校信息化平台建设。2020年，德国在向欧盟提交的《国家恢复和复原力计划》申请中，明确设置了专项资金支持“教育数字化”计划，用于教师数字教育资源和数字技能的数字设备支出，以及开发德国数字教育平台。

　　韩国科技部发布《2021年数字新政行动计划》，将资助128亿韩元为“教科书试点项目”完善硬件设施，为累计270000间中小学教室安装高性能Wi-Fi，提供约80000台平板电脑。此外，为丰富数字教科书内容，韩国也在积极推进完善《促进远程教育框架法》的立法工作，并修订《教育用著作权作品指南》以扩大中小学教育用著作权作品范围。

　　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两种路径

　　不同国家的数字教科书开发模式不同，也会影响数字教科书进入学校的方式。

　　在韩国，数字教科书是由教育部主导开发与部分授权相结合。根据课程和学习阶段，数字教科书有不同的授权和批准系统，基于“2015年修订课程方案”，小学三、四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国家指定开发，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和科学科目由私人出版商开发、政府部门验收授权后投入使用。因而，在经历了国家主导开发或授权审查后的数字教科书，可以直接推行至学校。当然，这种推行并非是全面铺开，而是试点制逐步推行。2007年，在数字教科书推行的初始阶段，韩国教育部选择了小学五、六年级的部分科目，首期选了20个试点学校，后扩大到100所。至2020年，韩国教育部的报告表明，小学三、四年级、初中一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英语科目，小学五、六年级和初中一到三年级的社会研究、科学和英语，以及高中三年的英语科目，都应用了国家授权的数字教科书。换言之，除了小学低段的一、二年级，整个基础教育阶段其余年级的部分学科已经应用数字教科书。

　　在美国，各州政府会参考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供的数字教科书采购指南，组织相关部门对出版商开发的数字教科书进行审核，通过后投入学校使用。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教学质量委员会作为州教育部门的咨询机构，负责监管数字教科书评审、建议和任命专家审查小组成员，小组成员一般包括教师、管理人员等教学评审专家，以及专门负责内容审查的专家。教学质量委员会在参考专家审查意见的基础上，为州政府提交数字教科书审查报告。与此同时，教学质量委员会还会收集整理公众对数字教科书的审阅和评论，并撰写研究报告。州政府综合这两份报告，并召开三次公开听证会，充分考虑民众意见后，发布教科书采购清单，供所在州和地区的学校参考。

　　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多元成效

　　从理论上来说，数字教科书可以通过互动性和多媒体功能，帮助学生更好掌握相关知识，也可以增强学生的信息素养，帮助他们适应数字化社会等。换言之，只有对学生发展真正起到独特而不可替代的作用，才是数字教科书存在和发展的根本依据。

　　韩国学者使用个案研究、访谈观察等实证研究方法来探究数字教科书对学生的影响。他们发现，在课堂上使用数字教科书的学生在学业成绩、解决问题能力方面要高于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学生，数字教科书也有助于提升学生的学习态度、兴趣、动机和自学能力，对学生学习动机的影响要高于对学生成绩的影响。具体来说，随着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时间和频率的增加，学生将获得多方面提升：一是自主学习能力提高，如学生能为自己制定计划，并按照计划进行，同时，设定优先级并首先做重要的事情；二是创新与创造能力显著提高，学生能运用创新思维和方法解决问题等；三是信息素养有所提升，如学生可以收集学习所需信息、用收集到的信息弥补知识空缺。此外，研究发现，教师对数字教科书使用的热情越高，学生的信息素养能力也越高，但与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创新创造能力之间并无显著相关。

　　关于“数字教科书的使用能够显著提升学生学习动机”这一结论，在美国和英国也得到证实。美国学者通过为处于成绩上游、中游和下游的小学一年级学生提供数字化书籍，再采用问卷调查和一对一访谈的方式，发现使用数字教科书提高了学生学习动机水平。英国学者对11—12岁的小学生进行分组实验研究发现，相较在课堂教学中使用纸质教科书的对照组，使用数字教科书学生的小组成绩和个人成绩更高，学习态度也更积极，学习动机水平更高。

　　多路径提升教师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数字教科书并非传统纸质教科书的数字化，它是一种新型的教学载体，对教师的学科知识、知识跨度，信息素养、教学整合能力都提出了更高要求，对其所习惯的传统教学方式也提出了挑战。数字教科书的推广过程，也是教师教学能力的转型过程，所谓老路走不到新目的地，因而各国纷纷采取积极策略提高教师的数字教科书教学能力。

　　美国国家教育技术总监协会提出，各州和地区必须为教师提供专业的信息化培训课程，内容涉及资源使用培训、同伴辅导、持续的专业学习等；培训目的在于让教师有能力选择符合课程标准、支持所有学生使用的数字教科书，持续提高教师信息化素养。

　　为提升教师数字化水平和技能，法国采取了培训与认证两种路径并行的方式。在项目培训方面，既有专门的数字化培训项目，如法国的“教育数字领地”计划将教师培训作为关键措施之一，根据教师个体需求、背景和专业知识水平，将数字化技术作为培训主题；也有一般类的教师专业发展培训中的“信息化”专题，自愿选择该专题的教师比例从2013年的39.8%增加到2018年的50.2%。在资格认证方面，2007年，法国教育部以教育法令的形式颁布了中小学教师专业能力标准，将信息与通信能力纳入教师十大必备专业能力，只有获得国家规定的计算机与网络二级认证证书，才有机会获得教师资格证。

　　韩国多措并举提升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首先，制定专门的数字教科书培训计划，派遣指导顾问入校提供现场培训。其次，学校自主建设校内数字教科书学习社群，在学习社群里，教师自愿贡献优秀案例并进行经验交流，以学习共同体的方式提升数字教科书应用能力。另外，2021年，支持教师信息通信技术能力提升的在线平台ITDA交付使用，为教师提供了更丰富的数字教科书资源，更为开放的交流平台。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五育融合实践路径与评价改革研究”）

　　《光明日报》（ 2023年01月05日 14版）

身在海外 同庆新春******

　　坚守岗位执行维和任务，组织写春联、贴福字、剪窗花等迎春文化活动，与当地民众一起包饺子品美食……新春佳节之际，很多身在海外的中华儿女恪尽职守，促进文化交流，维护世界和平。请跟随本报记者的脚步走近他们，倾听他们的春节故事，感受中华文明与世界文化的相融相通。

　　居住在西班牙的自媒体人湛子良——

　　让“东方美感”可意会也可言传

　　本报记者 颜 欢

　　除夕清晨，湛子良(网名大米良)站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地标性建筑巴特罗之家的阳台上远眺。眼前，深黛色的天空尽头泛起淡淡的金黄——太阳即将升起。巴特罗之家灯光师阿尔伯特跨入阳台，躬身扳动一个按钮，和湛子良确认道：“R255、G0、B0，对吧？”确认完毕，一道红色光束随即“啪”的一声打在巴特罗之家外墙上，和远处的朝霞相映生辉。

　　自2019年起，每逢中国春节，巴特罗之家都会在外墙点亮中国红，今年也不例外。对中国人来说，“中国红”是一个极具仪式感的颜色，可它究竟是哪种红色？当初巴特罗之家的技术人员问起时，身为巴特罗之家大中华地区项目落地执行人的湛子良也拿不准。经过一番研究和反复求证之后方才确认，“R255、G0、B0”是LED灯光对应的“中国红”参数，“C0、M100、Y100、K10”是电子海报要用的色彩，印刷品则采用潘通色号中的186C……在这个过程中，湛子良意识到，讲述中国故事时，“东方美感”不应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如何准确、详尽地向西方人展现中国美，“是个重要的大课题”。

　　湛子良曾是一名文字记者，在传媒行业已经工作了10余年。来到西班牙以后，他希望利用所学专长，结合当下流行的新媒体方式，为中西文化交流做点有趣的事。“文化交流有时要从很基础的工作做起，比如西班牙是一个博物馆大国，若能通过制作短视频，介绍该国博物馆和其背后的故事，帮助中国受众更好地理解西班牙历史和文化，这就很有意义。”凭借着唯美的画面和细腻的讲解，这几年，湛子良的视频作品很受欢迎，他的个人账号在社交网站上收获了150万粉丝，促进两国文化交流的使命感也更为强烈。

　　“2022年，我在先锋艺术家安东尼·塔皮埃斯的塔皮埃斯博物馆采访时，馆长努利亚曾表示，中国在经济腾飞的同时，文化魅力也随之向外不断释放，但单纯展示‘中国符号’难以达到真正的传播目的，必须要深入展现中国文化的‘肌理’，才能让外国受众全面、深入地理解中国文化。”回忆起这次谈话，湛子良感慨，“这让我感受到外国受众对中国文化的兴趣、好奇，以及在文化交流这个主题下，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迎接新年中西长跑、春节庙会、华人春晚……这个春节，湛子良的行程安排得很满，他马不停蹄地参加了多场新春相关活动。“祖国的不断发展让我们自豪，也让我不断思考，如何做得更好？”湛子良说，今年，他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学习中国艺术史，“只有自己更好地了解、理解中国文化，才能传播真正的中国人文之美，让更多人认识中国的美。”

　　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

　　“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

　　本报记者 闫韫明

　　在刚果(金)东部边境城市布卡武城郊，循着一条装点有各色彩旗的小路向前，不久便能看到“中国半岛”4个大字。高高扬起的联合国旗帜和刚果(金)、中国两国国旗所在之处，就是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的驻地。驻地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服务”的标语格外醒目。

　　春节将至，中国半岛营区处处洋溢着浓郁的节日氛围。中国结、福字、春联、灯笼……走在军营中，喜庆祥和的中国年味扑面而来。即便正值一年当中最重要的节日，营地里，许多战士仍像往常一样在外执行任务，坚守工作岗位。

　　“今天主要有两项任务，首先是这个方向十几公里路段的修筑……”在距营区半小时车程的卡乌姆地区，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指挥长朗杰次仁身着迷彩服，头顶蓝色盔帽，指着手中的地图向身旁的军官布置工作。一队士兵已开始用力地用铁锹进行挖掘工作，不远处还有几个当地孩童正在好奇地张望。

　　第二十六批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去年9月抵达任务区，目前共有174人，全部来自西藏军区。除了驻扎在布卡武的半岛营区，还有两支分遣队在乌维拉、巴拉卡等地执行任务。4个多月以来，分队已先后完成9项工程任务。

　　除了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分队队员每周还会到营地附近的村庄，为当地村民教授中文，这是多批中国赴刚果(金)维和工兵分队一直以来的传统。如今，许多当地青年和儿童能说一口流利的中文，有些人还入职了当地中资企业。看到中国官兵过来，村里的孩子们热情地围上来，朗杰次仁笑着与他们打招呼，熟悉地叫出他们每个人的中文名字，“他们是我们分队很好的朋友、邻居。”

　　对有着31年军龄的藏族军官朗杰次仁来说，春节无法与家人团聚，在工作岗位上过年已是常事。每逢佳节倍思亲，他很想念远方的家人，但很快又笑笑，“坚守岗位，这是我们军人应该做的。”

　　在海外过年，朗杰次仁还是头一回。今年春节，分队邀请了联合国刚果(金)稳定特派团司令和友军负责人共同庆祝，还设计了游园、品美食、写春联等展示中国文化的丰富活动，希望能将中国传统节日的喜悦传递给外国友人。

　　进深山、钻密林，修道路、建桥涵……“身处非洲大地，我们能够感受到当地群众、友军官兵对中国的信任和认可，也更加体会到和平的来之不易。不畏惧、不退缩，勇挑重担、不辱使命，全体官兵都用实际行动展现中国负责任的大国担当。在新的一年里，我们一定不负祖国重托，再接再厉，圆满完成维和任务。”朗杰次仁说。

　　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

　　让美食成为中外文化沟通的桥梁

　　本报记者 孙广勇

　　鲜香麻辣的藤椒鱼、肚大皮薄的三鲜饺……除夕夜，一场色香味俱全的春节联欢会在泰国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举行。9个专业厨房工作间同时开火，来自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玛哈沙拉坎大学孔子学院以及泰国东北部高校的中泰师生近百人齐聚一堂。大家纷纷大显身手，做起拿手的家乡菜，现场香气四溢，一片欢声笑语。

　　这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耿军在泰国度过的第三个春节。今年，他和孔敬大学教师翁威瓦一起制作了可口的白菜猪肉馅饺子和清甜的银耳桂花汤。为什么选择白菜馅？耿军笑着对在场的泰国师生解释：“用中文讲，白菜谐音‘百财’。愿大家新年如意！”

　　泰国华人素察非常喜爱中文和中国文化，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各种文化活动的“常客”。今年的春节联欢会他也早早到场，“这里的年夜饭让我非常满意。每次和中国老师们在一起，不仅能品尝中国各地的美食，还能感受丰富多彩的中国‘年文化’。”素察说。

　　“中国美食是中国文化的一张闪亮名片，也是中泰文化交流合作的连接器。自2017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国厨房落成以来，中国美食文化活动受到当地民众的广泛关注和喜爱，美味的中餐收获了越来越多的‘粉丝’。”耿军介绍，“到孔子学院吃年夜饭”已经成为很多当地华侨华人、留学生和泰国民众不约而同的选择。

　　每年过年，孔敬大学孔子学院的泰方员工瓦拉帕都会和中国老师们一起买年货、挂灯笼、贴春联、准备年夜饭。“和中国同事一起，像家人一样做丰盛的中泰美食，让我感到特别幸福。中泰一家亲，已经深深扎根于两国民众的心中。”她说。

　　甘提塔是孔敬大学孔子学院“中泰高铁汉语培训”项目学员，他也专程赶来参加活动，向教过自己中文的中国老师拜年。许久未见的师生拥抱在一起，不时拿起手机拍照留影。他说起自己的新年愿望，“希望中泰高铁能够早日建成通车。到那时，中国的麻辣火锅和泰国的冬阴功汤之间只是一个朝发夕至的距离，泰国的稻米、木薯、甘蔗等农产品也能更多地销往中国市场，摆上更多中国消费者的餐桌。”

　　团圆贺岁、迎新纳福，中泰师生沉浸在浓浓的中国年味之中，以食会友，两国民众的心也越走越近。

　　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

　　“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

　　本报记者 于 洋

　　组织“欢乐春节”系列活动，联系场地和嘉宾，布置会场，安排演出流程……每年春节都是匈牙利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最忙的日子，用文化中心员工的话来说，时常忙到“连家都顾不上想”。

　　“春节是一个美好的节日，它是关于家庭、亲情、团圆和祝福的节日。我们希望向匈牙利民众传递春节的温暖。”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主任金浩说，过去几年，受新冠疫情的影响，春节的很多活动都是线上举行，今年文化中心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与匈牙利多个文化机构合作，打造了一系列有趣味、有年味的春节庆祝活动，推广中国的春节文化，传播中国春节背后的文化内涵。

　　除夕前夕，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匈牙利兔年邮票发行仪式，吸引了大批当地中国文化爱好者。“自从匈牙利开始发行中国生肖邮票以来，我就开始收集相关邮票，至今已经有10年了。通过这样的活动可以了解中国的生肖文化和其背后的美好寓意。我非常期待未来能去中国，亲身感受不一样的文化魅力。”匈牙利邮票爱好者埃里克斯说。

　　今年是金浩在布达佩斯度过的第四个春节。“不能与家乡的父母亲友团聚，多少有些遗憾，但是能与同事一起组织文化交流活动、增进两国沟通了解，让我感到自己的工作很有意义，也很自豪。中国春节，正是一个在世界范围内展现中华文化的良好契机。我们在匈牙利举办一系列春节节庆活动，既能让当地华侨华人、驻外机构人员、留学生等海外中华儿女感到家的温暖，也能让更多当地民众感受到中国文化的美好。”

　　过去一年，布达佩斯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17场活动，参与人数超过300万人次。在清明、端午、中秋等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文化中心还推出了许多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活动，吸引了大批当地民众参与和互动；精心打造的“中匈艺术对话”“天宇在中国”等精品栏目，也深受匈牙利民众喜爱。

　　“我们将进一步发挥匈牙利在华留学生群体的力量，借助新媒体手段，通过他们的视角展示中国文化的魅力。”谈起新一年的工作计划，金浩和同事们有很多设想，“希望在未来打造更多的文化精品栏目，向匈牙利民众尤其是青年人，展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展示当代中国的风貌，呈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